王敬弘神父 自敘

載自　「信仰與正義」一書（房志榮等著，光啟出版社，台北，1990.4. PP.100-106）

　　我現在略述我個人的背景中的幾件事，因為這對我後來的思想的轉變有相當的影響。我生在中國漢口，抗戰時在四川；抗戰後，在南京住了兩年半。1948年12月（當時我十四歲半）隨父母來台。在台中住了兩年多，1951年初，家搬到台北，
轉入師大附中就讀。1951年6月領洗，進入天主教；後即進入台大土木系就讀。不久後，就體會到耶穌召叫我做司鐸。1956年大學畢業，然後服兵役十八個月。1958年3月退伍，八月底進入耶穌會初學院。

　　我入修院以前，大約有下列的幾件事，影響我後來態度的轉變：

首先，我的父親於1928年到1932在北大讀書。當時北大是中國初期民主思潮的搖籃。我父親並不是一位對政治有興趣的人，在抗戰時期因為我的叔祖父王士杰先生的要求，做了他的秘書，因此進入政界工作，可是來台灣以前他辭去政府的工作。1949年，王雲五先生在香港組織華國出版社，聘請家父擔任台灣分社經理。他擔任此一職務一直到他退休為止。

家父很少和我談論政治方面的問題，但是，他對民主、法治有一種基本的想法我想不知不覺影響了我。他終生是國民黨員，由於跟叔祖父的關係，他對政府的內幕也知道不少，對政治圈中的官僚腐敗也感到深惡痛絕。這也就是到台灣以後，再不入政府做官的理由。

先父在家庭中作風也很民主，到了我們子女長大的時候他尊重我們自己所做的抉 擇。我們四個子女對自己大學科系的選擇完全出自自己的決定，他只是從旁提供給我們所需的資料而已。當我在服兵役以後，向他提出我要進修院的決定，他只是問 我：「你是不是真正好好考慮過？」當他知道我的答覆是肯定的，他沒有說一句反對的話就讓我去了。多年以後，我才知道他的心情非常難受，但是他堅持讓子女自 己決定未來，所以沒有做任何阻擋，不過在我升神父以後，他對我的聖召越來越肯定，也越來越支持，越來越感到高興。

1950年初，全家從台中搬到台北。當時華國出版 社只有一棟房子，所有職員都居住在內。與我們同住的有一位夏道平先生，後來是「自由中國」雜誌最重要的主筆之一，在我大學畢業以前，曾和他同居共處五年 半。自由中國雜誌的主辦人雷震先生也常在社中出入，他們有關民主法治的言論，也不知不覺中影響了我。

由於我父親的大學教育是出於我叔祖父王世杰先生的栽培，所以我們全家跟他的關 係也非常親密，比自己的祖父來得親密。自從抗戰開始，他就被蔣老總統羅致為重要幕僚人員之一，叔祖父這樣做是出於愛國的心，因為他當時認為在面對抗日的情 況下，整個中國可能只有蔣老總統可以領導國家，打勝日本，所以他盡力的以自己的學識才能來為國家服務。按照我所知道的，他是少數能夠跟老總統當面表示不同 意見的人。

來台初期，他被任命為總統府秘書長（1950.3.15-1953.11.17），他就非常反對老總統過分依靠情治人員來治理國家，因此得罪了情治人員頭子而導致他突然被撤職。1956年暑假，我大學畢業，為了準備預備高考，曾住在他家中一個多月。他那時正值撤職賦閒的歲月，每天晚上我陪他散步一到一個半小時。他自己是專攻比較憲法的，對民主和法治也有很深的嚮往，我想他的言行也給了我許多啟示。

我自己從來沒有參加過任何政黨，大學畢業以前，在我家開會的國民黨小組常想說動我父親請我入黨，我父親以我要專心學業為由推辭掉了。在我當兵時，我自己意識到自己將要進入修院，所以也拒絕了一切入黨的約請。

1958年三月退伍以後，我在就業考試所分發的機關做了三個月的事就辭職。同年八月底進入修院。當時的修院與世非常的隔絕，只專心祈禱唸書。1962年4月，又被派到菲律賓攻讀哲學和神學，直到1967年暑假，神學院由碧瑤遷回台北，附設在輔仁大學旁邊，我再重新和台灣社會有些較真實的接觸。

直到1971年 晉升神父為止，我雖然受了上述種種因素的影響，但是，我在思想觀念上，甚至在政治的認識上，和絕大多數來自中國的人相似；基本上與政府和執政黨認同，並且 有些把國家和國民黨不加區分。由於我在入修會前後，所接觸的大多是自中國來台的人，所以對一般台灣人的思想、看法和他們的經驗認識很少。

晉升神父之初，受了傳統思想的影響，在最初牧靈服務中只管狹義的宗教職務，較注重個人信仰和心靈的需要，對社會問題並沒有什麼特別的關注，對政治更是毫無興趣。這可以說是我（最初對台灣社會問題）所有的基本態度。

我個人轉變的過程實在是緩慢而複雜的，即使回想起來也補可能寫得太清楚。我只能敘述比較顯著的事。

晉升神父以後，主要工作之一是以心靈醫治祈禱的方式來輔導一些心靈受創傷的 人。在輔導的過程中，我嘗試著追索人心靈受傷的最後根源。慢慢地發現有兩項根源最為重要：一是家庭背景，二是教育制度。雖然每個人受傷的方式和狀況不盡相 同，但在許多個案中，也可以慢慢找到某些共同因素。這可以說是我對社會問題最初的瞭解。

在牧靈工作中，也漸漸體會到一些台灣人和外省人的思想和態度很不相同。由於我 不會說台灣話，每當我嘗試著去了解台灣人對某些事情的態度和看法時，他們常避而不答。在這個時候，我也想到一些過去生活中的例子。我有一個最要好的中學同 學是外省人，當他要娶一位台灣女孩做太太的時候，遭到對方家庭很強烈的反對。他追究原因，發現女方的親友在二二八事變中被殺。他經過四、五年的奮鬥才贏得 女方家長的諒解和賞識，終於答應這項婚事。

由於我發現我對台灣人的思想、態度的了解很膚淺，又不能從與人的交談中增加認 識；於是開始從出版物中去找一些資料，來慢慢認識台灣人的歷史背景和一些基本態度與想法的行程過程。有了這樣的認識以後，在回過來和一些本省籍的朋友交 談，就感覺比較容易多了。因為這個過程我才發現，許多外省人雖然在台灣居住了幾十年，由於某些心態，根本沒有意願去了解本省人。他們對本省人與外省人不同 的態度和想法，只是根據自己的背景去批評，而不是去了解本省人所特有的背景，以致造成很多不好的隔閡。隔閡就導致衝突，而這樣的衝突也是許多社會問題的 來源。

1984年，張春申神父就任耶穌會中華省會長，他就希望耶穌會士能對台灣社會問題以及變遷有更多的認識和關懷，於是，他在耶穌會內組織了一個「關懷小組」，每個月開會一次。不過，這樣的會議只限於理性上的探討，並沒有猜取行動。到了1988年底，這個小組也告一結束。雖然如此，他至少幫助我對台灣社會問題有更多更廣的認識。

1987年7月31日，會長認命我為耕莘文教院院長並兼任文教活動組組任。他希望耕莘文教院能夠自己辦一些活動，使他成為天主教向社會表達關懷的橋樑。這樣的工作看起來似乎容易，但實際上作起來卻非常艱難。所以，我一職在摸索中，到現在沒有麼具體的成果。去年，1988年12月初，適値聯合國人權宣言四十週年紀念，許多人權團體聯合起來舉辦一個人權週，希望藉耕莘文教院的場地，我立刻表示支持。在六天的活動中，我也參加了四次，對台灣人權問題有了更深更廣的了解。

正在這個同時，我在古亭天主堂的主日彌撒中講了一次鼓勵教友關懷社會問題的道 理。彌撒以後，有一些教友對我表示他們對這方面的興趣，於是我們集合了大約十個人，開始集會交談，後來決定組織「天主教友人權小組」。我們希望以天主教友 的身分來參與台灣爭取人權運動，由於小組成員在者方面的經驗很少，所以大家都在摸索的階段。

當我進入這個新的領域工作時，內心感到非常的惶恐，因為一切都相當生疏；我只 是憑著基督徒的良心覺得應該對社會關懷做一些實際的工作。但是，由於在知識和實際經驗都很缺乏，每參與一個活動，或是每做一件事情，都感覺到一種沒有把握 的不安全感。但是這並不會使我怯步，而願意繼續和人權小組的弟兄姊妹們一起摸索、奮鬥。